〈概不讲理〉
文/东东枪

以前我以为成长的目标就是能懂得更多道理，更能明辨是非，现在完全不这么想了。

先举个例子。我的前女友曾经在很多年里常因同一个理由和我生气：我老在她面前夸奖别的姑娘。比如某某比她身材好，某某比她读书多之类。每逢此时，她轻则会生闷气或者和我抱怨，说我喜欢别人不喜欢她，重则几天不理我，甚至拳打脚踢拧拧掐掐也是有的。这时候我就往往觉得很冤枉，惯常的解释是：你不是世界第一的好女孩，可我还是死心塌地的跟你在一块儿，这你应该高兴才对。相反，如果我是因为觉得你好到天下无双才跟你好，这你反倒才该担心——因为那说明我纯粹是个糊涂蛋，而且咱俩在一起的时间恐怕也长不了。

现在看来，在那样的情况下只该赶紧低头认错，认真解释这些纯属犯傻。不过，这件事至少说明了两点：第一，道理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挺没用的。第二，我们评价一些事物时，是有“好恶”和“优劣”两个标准的。尤其是这第二点，我和前女友在这事儿上的矛盾就源自我说的是优劣，她却当成了好恶，或者说，我把这两件事情分开了，她却认为没什么差别。

好了，例子举完了，绕回来——后来，又过了挺长时间，我逐渐发现，不仅在喜欢哪个姑娘这件事情上，而是在几乎所有事情上，都是存在着这样的双重标准的。

不行，还得再举一个例子。我这人基本不挑食，但也有不喜欢吃的东西，比如茴香。我说的茴香是北方所说的那种用来做馅的茴香，不是南方叫茴香北方叫大料的那东西，我从来不爱吃这玩艺儿，但我却不会说这种东西是不好吃的。因为爱不爱和好不好确实是完全无关的两个概念。

现在说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但能足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件事情其实是经历了很长的一个过程的。明白这件事情后，我曾经拿它来比照自己以前做过的很多事情，发现以前的很多做法都是错的。比方说，我当年写过一些关于电影的文章，里边往往把一些电影捧上天，把另一些骂成臭狗屎，现在看来，当时所说的好或者坏往往只是自己的喜欢不喜欢而已。

其实有很多古人都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的。比方说，《庄子•齐物论》里说：“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。果且有彼是乎哉？果且无彼是乎哉？”后来又说“既使我与若辩矣，若胜我，我不若胜，若果是也？我果非也邪？我胜若，若不吾胜，我果是也？而果非也邪？其或是也？其或非也邪？其俱是也？其俱非也邪？我与若不能相知也。”当年初读这两段时，都觉得很有道理，现在想，其实是只承认了每个人的主观标准，即“好恶”，而否认有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，即“是非”，亦即极端状态下的“优劣”。

我读初中时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也提到了这个问题，那里没有否定这个“是非”标准的存在，但却说：“理之所在，各是其所是，各非其所非，世无孔子，谁能定是非之真？”虽然我是承认该有一个普遍的社会价值标准体系存在的，但如果完全把这个是非，实际上等同于某个人的判断，比如以上所说的“是非之真”或者二十年前的“两个凡是”，那这个“是非”也就很值得怀疑了——因为，正如我们以上所说，这本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。

我老觉得，我们能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自以为是，就是过于自信地把自己的判断当作“是非之真”。简单的说，你喜欢或者讨厌都没有问题，可如果你非要扮一扮孔圣人，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定一定这“是非之真”，往往就离犯混不远了。所以说，打出大旗“替天行道”的恐怕八成是胡扯。而北方方言里，如果说某人“爱说是非”，也确是纯粹的贬义。

思想起来，还是我一贯迷恋的林语堂明智，当年他在上海创办《论语》半月刊，头一期就印上了一个“《论语》社同人戒条”，其中第八条赫然写着：“不主张公道，只谈老实的私见。”言外之意，我们承认公道是有的，但却不敢信口妄谈，于是决定敬而远之，把自己的私见谈出来便好，我们会尽量坦诚，但却无意把我们的话当作“真理”或者“是非”，因为我们自知并没有永远保持“正确”的能力和义务——实话说，我觉得，这种态度，和那些妄谈是非的家伙比起来，好像反倒对社会、对他人更负责了一些。

于是，见贤思齐，俺便也效仿当年的《论语》同人，已于近日在自己博客的首页高悬出“概不讲理”四个大字啦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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